影片的電影史意義或許大於電影本身的意義，以今天的眼光來評判，其電影語言有許多問題，例如懸疑線和律政線的佈置甚為生硬，在兩條線上都沒有取得敘事的成功，更多觀眾能够感受到片中人物高度臉譜化，影片流於說教，直觀觀感甚至類同某些社會主義文藝作品。但以歷史的視角觀之，影片及其高度忠誠的原著，是關於美國種族問題的社會教育小說，這一定位决定了劇中每一人物都必須承擔對應的象徵功能，它也為一類電影設定了基本的議題、人物關係和電影語法。影片時至今日仍經久不衰，我想也有講求“身份政治”的美國左翼推波助瀾，但實際上本片在視角上是高度白人中心的，並秉持了白人拯救黑人、上層教化下層的敘事邏輯：底層白人是可惡無知的烏合之眾，黑人則是天真的、不具有任何主動性的道德正義被施捨方，當然這也恰好合於美國“白左”的政治行動的邏輯。